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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贾平凹南周访谈】不要嘴说,要真操那个心

我要评论(0) 字号:T T 2016年03月07日 11:25:00 来源:新浪博客

【导读】贾平凹认为: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,“起码要牺牲一两代人的利益”,但这个时代的中国,仍是他“生命中最好的时候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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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事多,会多,还要写东西。”2013年11月5日上午10点,贾平凹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。前一晚,睡得很不好,脸色发黄,看上去很疲惫,因为不习惯酒店的床,太软了。

应莫言和北京师范大学写作中心的邀请,贾平凹成为北师大第一位驻校作家,此后两天里,他参加了一系列研讨会、演讲等文学活动,在来北京的前几天,他还专门写了两万字的演讲稿《转型期的写作》。在他看来,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差不多,没有一代比一代强,也没有一代比一代弱。

贾平凹确实很忙,作为陕西省作协主席,几个月来他先是进行陕西作家们的培训,然后到大山深处办读书会;接着去了德国法兰克福书展,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出国,还顺道去了出版他作品最多的法国访问;回国后,身为《美文》主编,张罗了“报人”第三届散文奖,呼吁靠深入现实一线媒体人的眼睛,恢复散文的活力,加强散文和生活、现实之间的联系。

忙里偷闲,他在写一部反映中国人100年生活变化的长篇小说。

“我们常听到由衷的盛世之说,也常看到惊心的危机之相。改革在深化,社会进入转型期,从未如此富裕,从未如此焦虑贫富差距、分配不公、腐败泛滥、诚信丧失,连同社会问题,信仰问题、法治问题,需要我们认真思考。这个时代决定了我们的命运,用文学记录、表达这个时代。”贾平凹用浓浓的陕西话说。

《废都》让我被动,也让我主动

南方周末:此前很多国家请你走出去,你都拒绝了,为什么?

贾平凹:我刚刚出道时,外国翻译我很多作品,大概有十几种文字,法语版本最多。当时很多翻译者和评论家、出版人都和我有联系。1991年我去过美国,参加《浮躁》英文版在美的首发式,跑了纽约、华盛顿、丹佛、洛杉矶。国外时兴搞读书会,每到一个城市,都让我用陕西话念小说。当时聂华苓就让我唱一首民歌,理由是音乐是最好的沟通。后来我唱了《浮躁》里引用的陕南民歌,没想到读者都鼓掌,效果很好。

后来因为《废都》惹了事,一下被打入冷宫。我干脆就隐居,借机躲开社会活动,到乡下躲起来,两耳不闻窗外事。所有的出国活动也都拒掉了,就连《废都》获得了费米娜奖,我也没有去法国领奖。后来,法国给我颁“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”,也是在北京法国大使馆领的奖。二十多年来一门心思写小说了。

南方周末:选择了回避,也会丧失很多机会。你不后悔吗?

贾平凹:中断和国外的联系,是主动也是被动的选择。小时候我总也长得不高,长得不高的人,一般不愿到人多的地方去。尤其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之后,我就更加把自己封闭起来。

纯文学市场一直不太好,全世界都萎缩,书卖不了多少,还需要出版社、版权人和翻译家帮忙。出版社给版税是象征性的,有的出版社还希望赠送版权,翻译家希望我能够赞助翻译费。1994年,俄罗斯的一个翻译家写信,说生活困难,希望我除了不要版税之外,再给他贴一点生活费,我当时回信说,我是作家,我也需要生活补给,没法帮你。

最重要的是背后的“气息”

南方周末:处理切近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,似乎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难题,总是吃力不讨好?

贾平凹:现实生活比较难写。相较于历史上、解放前的东西,写得放松,因为写的是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事情,作者可以随便写、随便编,但现实的东西不能走形,一走形大家就都看出来了,很多东西你是编不了的。

严格讲,现在作家脱离生活,脱离现实,靠想象、靠社会新闻写作的现象比较严重,不去真正参与到社会里。但你在媒体上看到的对现实的报道,和你真正到下面去看到的,还是两回事。人和人之间、故事背后,它有最重要的“生活气息”在里面。你如果纯粹只写一个事件,但不到现场去具体了解,你获得不了它背后的气息。

而当作家鼓起勇气走进现实、描写现实的时候,又会面对很多禁区,哪些能写、哪些不能写,确实是一个问题。我在写作时,有意无意地都会考虑到这些要求。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是,我把我知道的、看到的写下来,在我这一关上我力求真实,至于作品能不能出版,那是另一回事。

南方周末:对中国当下的了解,你通过哪些路径呢?报纸阅读、网络新闻?

贾平凹:都有,我会浏览网上的新闻,也会读许多报纸和杂志,现在的中国,媒体在推动社会往前走。

写作上,我经常到下面跑,只要你到社会、生活中去,社会上任何事都能传过来。还有我爱到乡下跑,不爱在城里跑,我觉得乡下更自在。

南方周末:贴近现实对你来说,会存在“吃力不讨好”的问题吗?

贾平凹:我也没感受到那么多困难,我一直坚持作品写现实生活,要写真实写准确。我不能写到随便一个人出现了,就给你头上安个瓜皮帽、穿个马褂,那就不是现在的事情。1950年代农民、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、现在的农民,每个时期都是不同的,现在农村人的思维、生活也在巨变,如果你不到农村去,还是像1950年代那样来写农民形象,那绝对是两码事。

你必须要了解,必须写真实、准确。而且写这些东西是要投入感情的,要真切地了解这些东西,感情才能进去。在写得像的基础上,你写的还要真,把气息,人和人之间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写出来。

你对这个社会抱着很大的感情,研究社会的走向,对社会的焦虑、社会的忧患,不是嘴说的事情,要真正操那个心。可笑得很,好像在操总理的心一样。你对社会的研究越深,你对社会的发展有越深的焦虑,你对社会前面怎么走有一个超前的预期和把握,那你的作品就不可能出现很多荒唐离谱的笑话。

写作时不能有纪律

南方周末:在《带灯》里,你的文学想象更多源自对人物的贴近,还是对现实的刺目观察?

贾平凹:还是现实。现在的小说,凡是从理念出发的作品,你一看就能看出来。他如果脑子里先有一个理念,然后从现实生活中找素材来说明他这个理念,这种作品你读不出来感情。它就像那种大的切割墙,大的石块,中间没有水泥、浆来缝合。

我的作品是在现实中看到什么事情,从这个事情我才琢磨出应该怎么写。比如《带灯》,维稳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,发生了很多故事,如果按照一般的理念来写我就随便编了,那时我曾长时间没有突破口。当我了解到带灯这个人物,又回老家去看镇上发生的真实事情后,我马上就和以前了解到的面儿上的东西结合起来了。

我写作品必须要有原型,这是一种写作习惯。像盖楼房一样,必须有几个大的深坑来灌柱子,上面才能盖楼房。这几个柱子在我脑子里就是那些原型,有原型后我在写作时、构想大楼时,整栋大楼都可能是虚构的,但它跑不到这几个柱子之外,这些原型能把你撑住。如果没有原型,你就漂移开了,落不下来,落不到最实的地方。如果太空,写不下去的时候,就可能会采用变形、夸张的句子和情节,这在某些时候或许起到一些变形生活、反映荒唐生活的作用,但掌握不好就会变成对自己真正不了解、对最细部东西缺乏了解的掩饰办法。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,他哪里熟悉哪里不熟悉。

南方周末:《带灯》里涉及维稳、上访、拦访,可以说是很当下的中国现场。当初怎么想到要选择这么“严重”的切入口来写?

贾平凹:《带灯》里牵扯到维稳的事情,是因为改革发展到了目前这个程度,出现了这个现象。我不想纯粹写一个案件。我认识一个乡镇干部,他常常给我发信,把他每天干的事情都详细讲述给我,开什么会,做了什么……我在西安,就把一个乡镇每天的工作,像屏幕一样全部展现出来。后来我去到那个乡镇,他带着我到处看、去听、去感受那种氛围。从这里打开了缺口,有了创作的欲望。作品里,一部分是这个人、这个集体发生的事情,另一部分还是我老家发生的事情。大的是这两方面的素材,形成这个作品,表现的是基层政府的日常生活。

当时我有害怕过出版不了,因为“出版是有纪律的”,但“写作是自由的”,纪律是出版社、杂志社来卡,我在写作时不能有纪律。

后来给到《收获》和《当代》的编辑,他们表示没问题,因为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作品,就发表了。没多久后,中央出了个规定,对上访人不能拦截、扣押之类的。我觉得,许多社会危机,全民都在关注,形成一种态势以后,要来解决问题。问题不是能遮蔽、掩饰的。

文学作品的功能不是这些功能,但是作品一旦要写到社会,涉及社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。文学作品纯粹追求这个不对,但全都剔除掉也不对。应该是遇到什么东西、该写什么,你要能自由地去写。

南方周末:在现实性的写作上,你之后的写作,比《商州》、《浮躁》那个时期有所调整,好像不是那么直接了。

贾平凹:《浮躁》严格来说写的是中国改革初期,当时中国社会的风气,总体比较蓬勃向上,社会积极性、热情特别高。《废都》之后写的东西,就凝重了,问题特别复杂化、沉重化了,社会往前滚动的过程中,泥沙就愈多愈浑浊了。水特别大,但不是清浅的,而是像洪水一样,包裹着泥沙、石头一起,这时你必然地会转向另一种东西,这种东西你看得越多写得越多你越沉重。

早期,当一片都在黑暗中时,如果有一点亮光,大家是非常激越的,都朝着亮光跑。但亮光引着你穿过这个亮光后,现在为什么大家会有沉重感呢?这是大家追求希望的过程中的沉重感。这和没有希望的时候,突然产生光亮带给大家的兴奋感是不一样的。大家没饭吃的时候,给你一碗饭,你特别兴奋。但都有吃的时候,你怎么分,大儿子分多少,小儿子分多少,这是另一种状况。

南方周末:中国当代作家很少直接对当下社会发言,包括你。你觉得对当下发言,而不是仅仅在文学中发言,是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吗?

贾平凹:我觉得要看个人情况。有人善于做这个事情,有人不善于。我自己不善于,再一个我觉得自己没这方面的能力和精力,除了文坛上的事情,我对社会上的事情基本不表态。

我不是个全能的人,我对有些方面并不是很了解,我说了以后读者很反感,觉得你像干部像领导一样,你当了领导就啥都知道了。社会确实需要公共知识分子,但可能不是我。对我来讲,写作要静下来,这是最重要的东西。

50年后没有人读就不是好作品

南方周末:你在陕西作家读书班的发言中提到乡土文学的转型。乡村不断在坍塌,村里人往镇上搬,镇上人往县城搬,县城人往中等城市、大城市,省会人就往北京、上海去,你怎么看这样的转型?

贾平凹:中国实行城市化,发展城市,可能是国家富强的一个出路。但这个过程要真正成熟、有序化,我想起码要牺牲一两代人的利益,这两代人肯定是遭受很多磨难。比如你要进城,进城后在城市很艰难,之后挣不来钱又得折腾回去,回去又特别衰败,这个反复跑来跑去的过程,几十年就过去了,一辈子就过去了。这是必须要经过的阶段。

至于说乡土文学将来具体怎么发展,当然以前的写法估计就不可能再有了,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成就的主要是在乡村文学上,我估计将来慢慢再过一两代人,这种文学类型慢慢就消退了。

南方周末:会消亡吗?

贾平凹:比如《高兴》写到农民工进城、打工文学,包含的打工有好几个层面:农民进城,小城镇人到县上,县上人到商州,商州人到西安,西安人跑到北京上海,北京上海人跑到美国纽约,都是这种状况。中国社会就是迁徙社会,都在流动。人像蚂蚁一样,一生就这样跑完了。

不过消亡我觉得不可能。乡土的东西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,但乡土文学也不是很快就会消失,大量农村还在,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、生活方式还在,只要土地在、思维在,那农村的东西都还会在。农民进城之后这些东西不消失,不可能所有土地都盖上房子,大量的还是土地,只要土地在、农耕的思维观念还在,你就是在哪儿,就是到美国去,到月球上去,你还是中国的、中国式的。

南方周末:生活的艰辛在小城镇上是不是更集中?

贾平凹:那是肯定的,尤其在目前,在这两代人的时间段里,大量的人往城市涌,但社会好多思维、生活方式没改变;国家体制、法律、道德等方面有没有及时补充上来,那城市就变成了可以激发你创造力的平台,也成了一个罪恶的代名词。一切暴力、罪恶都可能在这里发生。

南方周末:中国当代文学几乎很少因为它本身的价值被关注,你怎么看这种现象?

贾平凹: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是艺术价值,而不是别的方面的东西。作品想要流传得更远,还是要加强艺术方面的价值。起码不能被后面的人看了笑话。

我一直有个观念,觉得文学作品最少得过50年的时空,50年之后有人还在读你,才是好作品。如果50年后再没人阅读了,那就不是好作品。

文学解决不了社会危机

南方周末:在文学里,现实是你关切人物的场景,或者现实社会本身就是你的主角?

贾平凹: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作家的责任。但这个责任不是说你自己想到的,而是他命中有一种责任。

拿我来讲,为什么我就不喜欢写历史上的东西,而是写现在的东西?这或许是小时候我的出身、环境,决定了我关心周围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后面越进入这个领域,越爱琢磨这些事情,中国社会的走向我是关注、关心的。

举个例子,邓小平去世前后,我每天早晨起来就害怕今天国家发生什么事情,赶紧看新闻,有一种恐慌。中国比较政治化,任何一个政策都会影响你,比如上学、房子,所以你不得不政治化,这是我觉得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。政治直接影响每个人,所以中国人爱关心这个。

南方周末:今天,你觉得文学还能做什么呢?

贾平凹:确实是个比较难回答的事情,还挺难比喻,文学起码消失不了吧。

它失去了好多原来的功能,媒体发达后,它失去了新闻功能;大家不愿意去看,你在那里讲话也没人听你的,所以也称不上能起教化作用。

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进入一个,在中国可以作为一个庙堂一样,修行的地方。一部分人觉得要心里安静,或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,或者获得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时,就跑去看一看文学。

相当于在看一些美术馆一样。文学就好像馆藏一样,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,就像庙堂、佛堂或者说茶室一样,可以去坐一坐、静一静,慢慢变成一个很小的一部分。

南方周末:在无情的写作淘汰赛里,和你一起跑步的作家还多吗?

贾平凹:不多了,我当时年龄是最小的,现在一晃,到哪里都是最老的作家了。1978年“文革”后第一次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我就获奖了,它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,一起获奖的有王蒙、刘心武、张洁。王蒙基本上写自传、老子道德经之类,刘心武还在写《红楼梦》研究,他们大都不写小说了。

我觉得我写到现在,写作的欲望还有,还能写,不是说枯竭了。

南方周末:“文革”这段历史你说写十部都不为过,但后来你就写了一部。接下来会写这个吗?

贾平凹:看情况了。现在只写了我小时候看到的“文革”,13岁左右那段生活,后来还有我家庭的,后来的故事还没写。

写小说就像生孩子一样,不可能规定第一个生男孩,第二个生女孩,回去一生全部是女孩或者男孩。

南方周末:你还有没实现的梦想?

贾平凹: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梦想,但梦要做得大,做得圆满,必须有社会环境的配合。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,大家的梦想才能自由发展,才能有做梦的空间、实现梦想的空间。

这个时代的中国,在我有限的生命经历中,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候。起码大家还在怀着个人的抱负和梦想,不断地实现自己、追求创造。户口并没有把你限制到某一个地方、某一个部门,你愿意干就干,只要有才华就能发挥。

如果你在一个软弱、黑暗、不自在的社会环境里,虽然每个人都有梦,但梦都做得很小、很现实,人的胆量很快就会小,活得很卑微,就不会有生命的前途和希望的。

南方周末:你的中国梦是什么?

贾平凹:作为一个人来讲,当然希望自己的一生越来越好,故乡越来越好,城市越来越繁华,一切东西都好,人过得很幸福、很安静。谁都不希望灾难、战争。

文学解决不了社会危机,没办法给社会开药方,作家只能把这个东西写出来,引起社会的关注。社会关注以后,路该怎么走,危机要怎么解决,由有识之士来解决。

在某种程度上,文学是枪杆子性质的东西,它和整个社会现实还有些摩擦,有些碰撞,会遭遇到不顺。作家和他的作品,都在呼唤人能活得更好一些,社会能更美好一点。在这样的大愿望之下,文学工作有它的特殊性和规律性。

[责任编辑:刘鹏]
标签:贾平凹 访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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