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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科举时代的思考 高日晖解读"范进中举"

我要评论(0) 字号:T T 2014年07月24日 来源:华东交通大学日新网

【导读】2011年11月25日19:00,百家讲坛人物、大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——高日晖教授做客我校第290期孔目湖讲坛,在南区图书馆202室为我校学子带来了一场题为“古代的‘国考’——从范进中举看明清科举文化”的精彩讲座。

2011年11月25日19:00,百家讲坛人物、大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——高日晖教授做客我校第290期孔目湖讲坛,在南区图书馆202室为我校学子带来了一场题为“古代的‘国考’——从范进中举看明清科举文化”的精彩讲座。

百家讲坛人物高日晖做讲座。

高日晖首先对“范进中举”的出处——《儒林外史》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,他指出,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,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,那就是反映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,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、恶劣的社会风习,但同时也揭示了古代平民想要走上仕途,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路径的单一;高日晖还把《儒林外史》形象的概括为“以儒林为背景的市井百丑图”。

讲坛现场。

科举制度溯源 解读褒贬利弊

“科举是什么?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,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,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,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。”高日晖首先对科举制度的定义进行了一个描述。随后他向在座师生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科举制度的渊源,从隋唐创立之初的“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士族”存在许多弊端,到宋元时期的不断调整与改革,科举制度在不断改善,适应所处年代特色。

高日晖指出,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时算是达到了最鼎盛时期,不仅仅是随着时代的境迁,“八股文”模式的“垄断”地位,而是体现在诸多因素共同主导之下,而这些导致科举考试尽管考生人数的在不断增加,但参考人员质量、素质参差不齐,也是在明清时期,科举制度把教育推向了应试的道途。”

透视范进形象 体味科举文化

“在漫漫科举路上,范进的人生是悲哀的,三十年的岁月蹉跎,二十次的科举落榜,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在背后支持着他,一次又一次失败,又一次又一次参考,这种屹立不倒的精神,中国足球都做不到。”高日晖打趣的说,范进悲哀的人生,不仅是他成功之前的困苦,他抛开了一切,家庭责任,社会责任,甚至他的一生,所以他的成功是建立在痛苦上的成功,而这更映衬出他的可悲。在参考三十载,他除了学习,其他的几乎什么都不会,而这正是科举限制了学习的范围,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才如此的低下。

“说到范进成功之后的发疯,这正是在科举制度之下被扭曲的灵魂,我非常理解他那时内心的狂喜,试想,54岁的童生在20次的失败之后的成功,能不兴奋吗?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吗?”高日晖接着指出,范进的疯是由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:范进自身的“不坚强”,科举成功给他带来的巨大冲击,以及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之下的世态炎凉,社会上人际关系的瞬间转变,岳父的变化、乡邻的变化、社会地位的不同等等。“世态炎凉可能是每个时代都有的,但尤其是在科举制度的时代,功名利禄掩盖了人心,那是非常可怕的!

后科举时代的反思:与时俱进

高日晖引用王冕“这个法却定的不好!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,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”及“贯索犯文昌,一代文人有厄”两句话概括了吴敬梓的思想。即科举制度弊端百出,读书人舍此并无第二条进身之路。对此,高日晖提出了他的思考。从制度方面,他认为任何的制度都有适用的年代,但都具有局限性,必须与时俱进。

从文化层面,科举制度仍是封建时代最公平的一种官员选拔的方式,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,宋代汪洙《神童诗》中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,将相本无种,男儿当自强”便是其真实的写照,而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则说明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并催生了四重思想:重考试、重分数、重排名、重名份。高日晖还特别指出,科举使教育走向功利化,并成为测评一个人能力,价值水平的一个工具。

最后,高日晖针对“科举使教育走向功利化”这一观点,他说:“十年寒窗苦读,读书为什么会苦?读书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,但是别人优于你,那么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,更多的心血,更加努力的去学习、去研究,而‘修、齐、治、平却只是一个口号。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?是培养人。”

[责任编辑:刘思佳]
标签:高日晖 科举 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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